本文发表在 rolia.net 枫下论坛成为富特文格勒的信徒

内森·米尔斯坦

欣赏富特文格勒的艺术并成为他的信徒对我来说有一个过程。当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他（1926年），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外来客，来自饥饿的俄罗斯，我对德国香肠比富特文格勒深邃的演绎更有兴趣。但我听他音乐会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富特文格勒乐队的首席大提琴皮亚蒂格尔斯基介绍我们认识。皮亚蒂格尔斯基有时会作为独奏家与乐队演出施特劳斯的《唐吉科德》，或者舒曼的协奏曲。

有很多难忘的场景。当我在维也纳进行了几次成功的音乐会后，我的朋友Paul Bechert预言，我不久就会与柏林爱乐乐团和富特文格勒本人合作。这话很快就变成了现实。富特文格勒邀请我演奏德沃夏克的协奏曲。在演出前三天我病了，但我不能错过这次演出，我靠输液让自己站在了舞台上。

我不认为德沃夏克对于富特文格勒是重要的作曲家。实际上，他知道德沃夏克乐谱的每个音符。我那时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，经验太少，常常在这首协奏曲的慢乐章中做出一些删节。富特文格勒不同意这样做。

另一位音乐巨人，理查·施特劳斯，也不同意在德沃夏克音乐中的这种删节。在俄罗斯，施特劳斯被认为是一流的音乐大师，在我印象中他早已经死去了。当我见到他，我自己完全在一种震撼的状态中。我想施特劳斯也不会对德沃夏克的协奏曲很熟悉——他怎么会对这样的作品产生兴趣呢？然而，排练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他了解所有的音符。我当然在慢乐章进行了删节，没有事先通知他。他责备我：“你删节的是这个协奏曲中最美的段落！”富特文格勒与施特劳斯说出了同样话，当然，他们都是对的！与富特文格勒合作后，我总是要在没有删节的情况下演奏或者录制这个作品。

一次，我与埃塞·多布洛汶（Issay Dobrowen俄罗斯钢琴家兼指挥家）去参加斯德哥尔摩演出一场音乐会。节目单有两部多布洛汶的作品，还有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。富特文格勒来到音乐厅欣赏。第二天多布洛文指挥歌剧《叶弗根尼·奥涅金》，富特文格勒也出席了。音乐会获得普遍赞誉。此间，大家一起谈论起德国的政治情况，我记得富特文格勒公开表示了他对纳粹分子的反感：“我是一个德国人，但是德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是真正丑恶的。”

一些美国人永远不原谅富特文格勒二战时期仍在德国演出的行为。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件，富特文格勒1948年被邀请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，几位美国著名的音乐家发表声明，如果富特文格勒接受这个职位，他们将联合抵制芝加哥交响乐团。我没有加入这个抗议，尽管我的一些好朋友在声明中签了字。

这个事件后不久，我在芝加哥演出，一个记者来到后台问我：“你在抗议富特文格勒的声明中签名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富特文格勒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，绝对不是纳粹分子，如果抗议成功，芝加哥交响乐团会失去很多”。

爱德华·雷耶森——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经理当时听到了我的谈话。也许是他把我的话转告了富特文格勒，因为当我再次来到瑞士卢塞恩，与安塞美合作德沃夏克的协奏曲的时候，富特文格勒来到排练场，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在休息的时候他走过来，脸上的表情辛酸而且激动，对我说：“你是一个正派的人，但是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不是这样的。”

当音乐与政治混为一谈，结果就是“音乐的政治”。个人间的恩怨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、甚至是毁灭性的因素。在富特文格勒的音乐生涯中，他的对手包括另外一位音乐巨人——阿图罗·托斯卡尼尼。

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指挥方式很少有相似的地方。托斯卡尼尼的创造性活力总是惊人的，他试图勾画出乐曲的每一个细节。当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时候，他的手势是含糊的。不熟悉他的乐手甚至不知道什么时间进入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托斯卡尼尼1930年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到柏林，这是他们欧洲旅行的一站。他们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。在观众席上有布鲁诺·瓦尔特、克伦佩勒和恩里克·克莱伯。皮亚蒂格尔斯基、霍洛维兹和我在一个包厢中。托斯卡尼尼指挥到贝多芬交响乐（英雄）的中间，坐在我们旁边包厢的富特文格勒突然站了起来，对我们喊：“这是不是一种可怕的声音？”他的意思是说，老托的声音听起来太清晰了。

另一个典型的故事。富特文格勒经常到巴黎，或者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或者指挥当地的歌剧院。我曾与霍洛维兹一起欣赏他指挥的瓦格纳《名歌手》。序曲开始后，我注意到托斯卡尼尼与他的太太和女儿走进剧院。当序曲结束，托斯卡尼尼从座位上跳起来，嘴里喊着：“太业余了！贱货！”然后退场，表情就像小孩子一样。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，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.net